武松打虎
清明上河图中的北宋汴京繁华景象
武松杀嫂绘图
《水浒传》中懦弱老实，其貌不扬，堪称“人善被人欺”的武大郎被奸夫淫妇西门庆、潘金莲谋杀之后，引发了一场惊天动地、扣人心弦的武松杀嫂复仇记。
然而，与一般“杀人偿命”的结局相差迥异，尽管两条人命在身，武松却意外得到了宋朝刑律的法外开恩、宽大处理。
《水浒传》第二十七回：武松虽系报兄之仇，斗杀西门庆奸夫人命，亦则自首，难以释免。脊杖四十，刺配两千里外。
潘金莲搞婚外情，西门庆给武大郎戴绿帽，有悖于传统人伦道德；俩人合伙谋杀武大罪不可赦，在社会舆论中罕有同情，不占上风。
武大郎死后，《水浒传》对潘金莲装腔作势的“假哭”，有过一场极为精彩的描写。
但凡世上妇人，哭有三样：有泪有声谓之哭，有泪无声为之泣，无泪有声谓之号。
当下，那妇人干号了半夜。
呵呵，潘金莲这种没有感情的“无泪有声”之干号，乃是实实在在的“假哭”，目的是投机取巧，混淆视听，掩饰自己“出轨偷情、谋杀亲夫”的不良名声。
一番“兔死狐悲”的“假哭”闹剧演罢，潘金莲良心丝毫没有悔改，“每日和西门庆在楼上任意取乐，任意停眠整宿”，搞得臭名远扬，乃至“这条街上远近人家，无一个不知此事。”
在倡导“三纲五常”的封建社会里，在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的传统礼教中，对潘金莲这种背叛丈夫、与人偷情、谋杀亲夫的大逆不道行径，可谓深恶痛绝。
事实上，潘金莲和西门庆的“苟且偷欢”、“鸩杀武大”，早已把自己置身于“千夫所指”、万人痛斥的“道德洼地”。
潘金莲剧照
武大郎剧照
英雄好汉武松在替兄复仇上并非是单纯的“以暴制暴”，而是认认真真搜集人证物证，依法起诉在前。
武松从东京返回阳谷，在得知大哥不幸身亡、却疑窦重重之时，并不是一味拍案而起、冲冲大怒，盲目地“滥杀无辜”、呈匹夫之勇，而是有勇有谋，深挖、细寻一切有用证据。
他采取“先兵后礼”的逆向思维，从本地团头何九叔那里智取到了大哥被毒杀的最重要证据——一段酥黑的骨头（证明哥哥被人下毒身亡）。
武松也不开言，并不把话来提起。酒已数杯，只见武松揭起衣裳，飕地掣出把尖刀来，插在桌子上。量酒的都惊得呆了，那里肯近前。看何九叔面色青黄，不敢吐气。武松捋起双袖，握着尖刀，指何九叔道：“小子粗疏，还晓得‘冤各有头，债各有主’。你休惊怕，只要实说，对我一一说知武大死的缘故，便不干涉你!我若伤了你，不是好汉!
……
然而要起诉潘、西二人，光有物证远远不够，还必须有人证辅佐。
武松又通过街头卖梨子的小郓哥彻底掌握了一段“他与武大去茶坊捉奸”隐情。
原来，武大的忘年交朋友、卖梨子的小郓哥，偶尔发现潘金莲和西门庆的奸情，但却无端挨了把门放风的身强力壮老王婆“一顿栗暴”（用指头狠敲脑袋瓜，弄不好会鼓起肿包），一时气愤不过，便寻找武大合伙前去捉奸，结果武大猝不及防，被突然冲出来的西门庆一脚踹翻，卧病不起……
贪恋钱财的阳谷知县得了西门庆重金贿赂，徇私舞弊，姑息养奸；武松不得已召集乡贤、街坊四邻见证其复仇行为，获得民心支持。
头一天，武松带着证人小郓哥、何九叔来到县衙，举报“西门庆与嫂通奸，下毒药谋杀亲兄武大。”
但是知县“吃人嘴短，拿人手短”，不仅不予同情，反而非常无理地训斥武都头：
“武松，你也是个本县都头，不省得法度。自古道：‘捉奸见双，捉贼见赃，杀人见伤。’你那哥哥的尸首又没了，你又不曾捉得他奸；如今只凭这两个言语，便问他杀人公事，莫非忒偏向么?你不可造次，须要自己寻思，当行即行。”
次日一大早，复仇心切的武松又急冲冲催促知县捉拿潘、西二人。
哪知当官的已接受西门庆巨额好处，一顿搪塞，便以证据不足，事实不清，推诿不予立案查处。
武松不愧是个顶天立地的好汉子，一心想给冤死的大哥主持公道，见上诉路子走不通，便想到了请乡贤和邻居见证他复仇的义举。
（1）武松道：“诸位高邻在此，小人冤各有头，债各有主，只要众位做个证见。”
（2）武松回过脸来，看着妇人骂道：“你那淫妇听着!你把我的哥哥性命，怎地谋害了，从实招了，我便饶你。”
（3）见潘金莲百般抵赖，武松把匕首插在桌子上，用左手揪住那妇人头髻，右手劈胸提住；把桌子一脚踢倒了，隔桌子把这妇人轻轻地提将过来，一交放翻在灵床面前，两脚踏住。
（4）武松让能文善写的胡正卿记录好口供，分别让王婆和潘金莲签字画押、邻居签名作证之后，怒杀潘金莲，用人头祭拜武大亡灵，给哥哥报了深仇大恨。
武松打虎
武松为人行侠仗义，嫉恶如仇，为民除害，光明磊落，在阳谷县、东平府官场上、社会中引发强烈共鸣和好感。
好汉武松一出场，就在景阳冈赤手空拳打死吞噬多条人命的凶猛老虎，为民除害，给阳谷人民献上了一份“见面大礼”。
那阳谷人民，听得说一个壮士打死了景阳冈上的大虫，迎喝将来，尽皆出来看，轰动了那个县治。
更令人称道的是，武二郎不仅勇冠三军，英气逼人，而且狭义厚道。
当知县奖赏他一千贯钱（相当于现代人民币10万元；宋代1两黄金=10两白银=10贯铜钱=10000文铜钱）时，武松丝毫不为金钱所动，而是慷慨散发给为老虎吃尽苦头的众猎户，一时间其狭义肝胆感动小小阳谷县，他的忠厚仁德也深深打动了阳谷的父母官，被破格提拔为步兵都头（相当于阳谷县公安局副局长）。
武松为人有情有义，名声在官场也是响当当的。
以至于他替兄复仇闹出人命后，官场上的主要官员对他钦佩有加，格外开恩照顾。
武松投案之后，阳谷县官念武松是个义气烈汉，又想他上京去了这一遭，一心要周全他，又寻思他的好处，便唤该吏商议道：“念武松那厮是个有义的汉子，把这人们招状从新做过，改作：“武松因祭献亡兄武大，有嫂不容祭祀，因而相争。妇人将灵床推倒。救护亡兄神主，与嫂斗殴，一时养死。次后西门庆因与本妇通奸，前来强护，因而斗殴，互相不伏，扭打至狮子桥边，以致斗杀身死。”
在彼时，你人品好行侠仗义，自然有百姓高看你一眼。
这阳谷县虽是个小县分，倒有仗义的人。有那上户之家，都资助武松银两，也有送酒食钱米与武松。
众人拾柴火焰高，在大家的共同抬举、眷顾之下，武松一案即便到了二审环节也是一路绿灯。
且说陈府尹哀怜武松是个仗义的烈汉，时常差人看觑他，因此节级、牢子都不要他一文钱，倒把酒食与他吃。陈府尹把这招稿卷宗都改得轻了，最终判决结果出来了：据武松虽系报兄之仇，斗杀西门庆奸夫人命，亦则自首，难以释免。脊杖四十，刺配二千里外。
潘金莲
县衙审案
宋代官员
中国古代的司法传统对复仇案例大多给予从轻发落。
儒家经典《礼记·曲礼》有“父之仇，弗与共戴天”的说法（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）。
宋朝对私人复仇行为怎么处理呢？
《宋刑统》中首次规定了对于复仇问题的司法程序，即遇到复仇案件，基层司法官员应该根据上请制度，将案件提交由皇帝处理，“臣等参详：如有复祖父母、父母仇者，请令今后具察，奏请敕裁”。
通俗讲就是，当时的法律规定，地方官员遇到复仇案件，需要奏请皇帝敕裁，以期实现人伦天理和王朝法制在个案中的和谐统一。
历史记载，宋仁宗赵祯时期，单州（山东菏泽）人刘玉之父被王德殴打致死，王德获刑后恰好遇上国家大赦，免死，刘玉私自杀了王德，以复父仇。宋神宗赵顼时，青州人王赟之父为人殴死，王赟年幼，未能复仇，但他长大后，便伺机刺杀了仇人。这些复仇者最后都按特殊的杀人案处理：豁免死刑，但没有免除刑罚，如刘玉被“决杖、编管”，王赟“刺配邻州”。
换言之，中央法司的法官（君主的裁决通常都是采纳法司讨论后的意见）通过平衡考虑情、理、法，对一部分私人复仇案作出了减刑判决。
明清之后，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宋朝对亲人复仇案件宽大处理的传统。
比如《明律》明文规定：“祖父母、父母为人所杀，而子孙擅杀行凶人者，杖六十。其即时杀死者勿论。其余亲属人等被人杀而擅杀之者，杖一百。”明朝律法对复仇杀人较之普通杀人，明确给予了减轻处罚。
所以，《水浒传》中武松杀嫂，一身两命，却在宋朝意外得到宽大处理，不仅事出有因、彰显正义，而且有不容忽视之深刻的时代大背景。
梁山好汉
宋代官员图像
水浒传
